蒋纬国脸色紧绷：“这些挖国家墙角、败坏国家根基的硕鼠！”
蒋经国叹口气：“政府是国家机器，拥有权力，所以政府里的公务人员们、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们无不以权谋私，把原本属于国家、属于国库的财富大量截流到他们私人的腰包里，损公肥私、中饱私囊，除此之外，还有官商勾结，一个普通老百姓开办的厂子跟一个与官员勾结的商人开办的厂子进行市场竞争，前者能赢吗？当然赢不了，哪怕货物更好、价钱更低，也赢不了。这就形成了循环，对于权贵官商而言，是敛财犹如滚雪球般的良性循环，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则是流失财富犹如决堤放水般的恶性循环。”
蒋纬国愈发地明白了。中国穷吗？当然穷，但并不是真的穷得叮当响。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财富是世界第一，1840年，中国的财富占全世界25%，要不是西方发动侵略战争和走私鸦片，中国的财富还会不断增加；1870年时，中国的财富占全世界17%，英国只有9%，美国是0.9%，日本是2.3%；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动乱以及甲午战争，即使到了1900年，中国的财富仍然占全世界11%，日本也只是增长到2.6%；此时中国的GDP已经反超日本了。可是，钱呢？钱去哪里了？国库确实非常紧张，用得差不多了（蒋介石不可能手里捏着巨款却对蒋纬国“见死不救”），但还有大量财富在国民手里，在民间，只不过，这些大量财富，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在权贵官商的手里，并且，其中又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是不干净的钱。就以孔祥熙举例子，他家里肯定有很多钱，具体多少钱不清楚（中共方面宣称四大家族共有超过200亿美元的非法财产，但根据比较广泛的说法，蒋家和陈家是美元多少钱的，但孔家和宋家确实拥有大笔财富），蒋纬国估计孔家拥有超过一千万美元甚至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元，这些钱十有八九是不干净的，孔家的这些钱一方面来路不正，一方面绝无可能用于国家建设，而是用于自己的穷奢极欲、钟鸣鼎食。一个孔家、十个孔家、百个孔家...大量原属于国家的财富就这样被他们霸占了、挥霍了、浪费了。蒋纬国十分肯定，自己要是把全国的贪官污吏、不法奸商都一网打尽，起码能捞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有了这么多钱，很多事就迎刃而解了。
蒋纬国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大资本家”，他已经垄断了中国此时的航空、船运、石油、猪鬃、钨砂、桐油等暴利行业，并且在采矿、煤炭、炼钢、冶金、医药等很多领域里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不可能把全国能赚钱的行业都一扫而空，另外，他绝不贪污，他只会给国家倒贴钱，哪里还会挖国家的墙角，在蒋纬国控制的北方地区，官场商场风气还算良好，但在南方广大地域，却还是以前的“老样子”，甚至还因为国家形势的变化而愈发积疴成疾，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可以让广大老百姓过得稳定一点，同时也可以让权贵官商们更好地搜刮民脂民膏。
反贪肯定会收获丰厚，但反贪是大事，不是蒋纬国说干就能干的。尽管如此，蒋纬国还是想卷起袖子大干一场，他一方面因为实在“穷疯了”，全国这么多富得流油的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在他眼里都是不宰白不宰的肥羊，榨出一个亿的美元就可以购买到一千架Bf-109，除了制毒贩毒，恐怕没什么比反贪更来钱快的了；另一方面因为他极度不愿意坐视这些硕鼠继续祸害自己的祖国，甚至发展成让国家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毒瘤，其实他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原因：“妈的！凭什么老子缺钱缺得发疯，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而那些狗日的贪官奸商却能腰缠万贯、吃香喝辣？”
蒋纬国不介意自己成为“当代刘宗敏”。明朝即将灭亡时，崇祯皇帝因为国库耗空了，不得不求助于他的文武百官，希望文武百官为了国家能捐出一点钱支援国家，结果那些文武百官一个个摆出大清官的嘴脸，捶胸顿足地发誓自己从官以来清廉如水，根本就没有一分钱，崇祯皇帝因此而无可奈何，最终，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了北京城，明朝灭亡，大批明廷官员落入农民军手里，李自成部下大将刘宗敏对这些官员进行严刑拷打，逼着他们把银子吐出来，这些在崇祯皇帝面前两袖清风的官员们足足吐出来七千多万两白银，如果考虑到流失的银两以及被农民军将领官兵私吞私藏的银两，那么光是北京城的明廷权贵官商们就占有着不少于一亿两的白银，而当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四百万两白银。很显然，这些官员的巨额财富都不干净，并且占有大量国家财富的他们在国家陷入危难时却一毛不拔。毋庸置疑，这种权贵贪官是极其可恨的，他们像吸血鬼一样疯狂吞噬着国家的财富，导致国家陷入危难，并且在国家急需财富时既狼心狗肺又猪脑鼠目，完全不懂得“国家没了，自己哪怕拥有再多财富又有何用”的简单道理。
“走！我们去找父亲！”越想越按捺不住的蒋纬国霍然起身，他想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风暴，肯定要先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和支持。
蒋经国看着蒋纬国，露出一种无力的苦笑：“纬国，父亲不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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