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作报告时，很多人大代表都为他痛苦的表情落下了眼泪；念完报告后，他们全体起立，向他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这种情感上的反应，是他们向这位临终前的领导人表达的敬意，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工作出类拔萃；他在“文革”中还保护了他们中间很多人。瞻望未来，很多人盼望“文革”浩劫早日结束，国家能够最终致力于周恩来在11年前首次宣布、在这次报告中又重新提出的任务——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5年2月1日，在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小型会议上，周恩来说，他以后不会再参加他们的会议了：“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样的会，我不可能常来参加，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其实，将近一年以前，从1974年5月邓小平赴美参加联大会议时起，他就主持接待外宾，替周恩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直到1975年2月，权力才被稳固地移交给邓小平，使他能够全面负起责任。邓小平很敬重周恩来，常去医院看望他。他以恰当的谦虚态度解释说，由于总理有病，他才协助总理工作。但事实上他已经成了负责人。
整顿党的领导班子
邓小平在1975年面对的难题是既要得到毛的支持，又要拨乱反正，使中国走上发展的正轨。因此，他不断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唱赞歌，避免批评“文革”。1975年初，他颇具创意地把毛的几句话联系在一起，来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依据。在1975年5月29日的一次讲话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本人从未放在一起的“三项指示”：一、反修防修；二、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一条“反修防修”的说法是再次向毛泽东公开保证他绝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在“文革”中就是为此而受到批判的。然而，这也是使苦药更容易下咽的糖衣。他接着便强调毛泽东支持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使毛泽东也难以反对他采取那些颇为激烈的措施，他要通过这些措施使倦怠于“文革”极端做法的中国恢复安定，重新焕发活力。
勇士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掩护，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着手带领国家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但他面对的问题是巨大的。就像其他国家内战之后的领导人一样，他必须把“文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团结在一起。同时，中国经济停滞不前，计划一团混乱，统计报告皆不可靠。农业生产不足以养活人口，更不用说种植棉麻等工业作物。运输系统陷入崩溃，一地物资无法运往另一地的工厂。军队因为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和承担管理全国地方工作单位的无限责任而超负荷运行，荒废了训练，军事技术远远落后于潜在的敌人：简而言之，中国对军事冲突毫无准备。另外因为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打击，整整十年基本上没有培养任何技术专家。因此，邓小平在领导四化工作时，缺少训练有素的必要人才。
自1941年以来，毛泽东就用“整风”运动来实现党的团结。在漫长的调查期间，要求受害者为自己的忠实做出详细的辩护，使同事相信自己的清白。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通过“整风”形成的纪律对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统一全国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从1957年开始的历次严酷的“整风”，也让很多过去忠诚的知识分子和党员疏远了党。
1975年，邓小平把他为加强团结而开展的工作称为“整顿”，这在过去一直是中共军队里的一种说法，周恩来在1972年也曾用过这个词来表示与邓小平相似的主张。军队的“整顿”是指一场战斗或战役过后，对各单位剩余的部队进行整编，以便为下一场战斗做好准备。整编的关键工作是为各单位确定新的领导班子，以取代受伤或死亡的人员。在整顿中要对以往战斗中的错误提出批评，但重点是恢复补给和重建领导班子，使之能够迎接下一场战斗。
在1975年进行整顿时，很难阻止下面的干部重施故伎，用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学会的方式进行更恶劣的迫害，尤其当他们有机会向过去迫害过自己亲友的人算账时。邓小平要结束过去25年来政治运动中的冤冤相报，他不断表示，目的不是算旧账，而是要通过整顿为迎接新的挑战做好准备。
邓小平认为，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府的关键不是改变法律法规，而是为各级行政单位配备一个领导班子，交给他们实权。为了在熟悉基层情况的基础上提供有力的领导，各级干部为下一级选出可靠能干的领导人便至关重要。在邓小平看来，从组织的可靠性上说，一个领导班子要优于一名领导人，不管后者多么能干。一名领导人说不定会出事，但如果是一个小班子，一旦出了问题，其他人可以随时接过工作。理想的安排是，领导班子的成员不但能提供必要的全面领导，而且能掌握各自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例如工业、文化和政法等等。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可以有七八个成员，小单位也许只需要两三个人。对于领导应当如何开展工作，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要他们能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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