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研室比美国白宫的班子小得多，但除了不负责执行以外，它们的目的是相似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心内阁，是直接向邓小平负责的一批独立的顾问，可以帮他规划总体战略，起草政府公告。邓小平对它的控制权大于对党的官僚机构的控制权，因为后者过于庞大、多样，无法成为他本人的工具。
除了非正式的交流之外，政研室的成员每两周开一次例会。他们将工作分成三大块：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国内问题和国际关系。最初这个机构只有6名老资格的成员（胡乔木、吴冷西、李鑫、熊复、胡绳和于光远），很快又增加了第7名成员（邓力群）。即使在鼎盛时期，把助手都算在内，政研室也只有41名成员。有些成员也曾经是邓小平“钓鱼台写作班子”的成员，1962年至1963年九评苏共的著名公开信就是他们起草的。政研室的所有成员都是党内公认的老资格知识分子、有创见的战略家和写文章的高手。吴冷西、李鑫、熊复、胡绳和胡乔木具有在毛泽东手下领导宣传工作的丰富经历，而胡乔木像邓力群和于光远一样同时还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
在准备重要讲话和文件时，邓小平与政研室的人员密切合作。他提供政治指导，说明他们撰写的草稿中应当包含的思想，但依靠他们的专长来确保讲话稿和文件符合历史记录，与毛主席过去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一致。对于重要的讲话和文件，邓小平会亲自看草稿，然后和作者一起修改加工。对于特别重大的问题，文件在下发之前要交毛泽东批示，得到毛的批示后邓小平还会亲自审阅，看看毛的观点是否被准确写进了稿子。虽然邓小平与毛泽东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但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担心毛泽东会像在“文革”高潮时那样，认为某份文件不可接受而发怒。
虽然邓小平掌握着全面负责党内事务的权力，但毛泽东仍让“四人帮”保留对宣传工作的控制权，以防邓小平偏离他的意愿。
事实上，江青也有自己专门的写作班子，他们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开会，总在伺机对邓小平的政研室出台的文件进行批判。江青的宣传工作难免与邓小平分管的文教科技工作发生重叠。对于邓小平来说，文化领域的整顿需要改变大方向，这就需要重新赢得因“文革”而疏远的知识分子的人心，把他们安置在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做贡献的位子上。因此，1975年政研室在加强科研机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江青和邓小平争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是《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它成了一个关于如何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战场。邓小平把李鑫调到政研室，就是因为他作为康生过去的秘书，控制着毛泽东的很多文稿；李鑫来政研室工作，强化了《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应由邓小平主管的理由。尽管胡乔木、李鑫、吴冷西以及政研室的另一些人在为《毛选》第五卷准备材料，但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工作，受到另外一个组织的保护。打算收进《毛选》第五卷的一份文件《论十大关系》成了争执的焦点。这是完成企业集体化和国有化之后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的一次讲话，讲话中的一些观点邓小平可以用来为自己在1975年推动的工作计划提供依据。毛泽东说，中国在和平时期应当减少军费和国防开支，把资源用于支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学习各国的长处。邓小平请求毛泽东批准重新发表这篇讲话。毛泽东看过打算重印的稿子后，建议做一些修改。邓小平将修订稿再次送呈毛泽东，并在附信中建议，鉴于这篇讲话对当前国内和外交工作的意义，宜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尽快发表。毛泽东再次退回稿子并做出批示说，应当把它送政治局讨论。当然，“四人帮”反对重印这篇讲话，毛泽东也从未同意将它公之于世。直到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不久，这篇讲话才在1976年12月26日重新发表。 注释 DXPNP-2，1975 年7 月13 、18 日，8 月8 日；另见LZQ ，第69 页的注释；同上，第213–215 页。
邓小平失去毛的支持后，政研室也于1975年12月停止工作。在它存在的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只开过13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注释 这些会议分别召开于1975 年6 月29 日，7 月23 日，8 月26 日，9 月13 、19 、25 、26 日，10 月10 、14 、24 日，11 月10 、15 日和1976 年1 月17 日。 但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协助邓小平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进行的改革提前规划了长期路线图。它在恢复高等教育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拓宽了文化活动的空间，促进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1976年，它因为对以下三株“大毒草”的炮制发挥了作用而受到批判：（1）“工业20条”；（2）“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政研室在制定前两份文件上起了主要作用，但未排除其他力量，第三份文件则由它独力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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