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末到1978年7月中旬，中日双方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了数轮有关条约细节的谈判，但反霸权的条款仍然是主要症结。1978年3月谈判出现了进展的迹象，日本似乎愿意接受一个稍作修改、措辞更为谨慎的说法。 注释 据布热津斯基说，1978 年5 月他访问北京后在东京停留，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国赞成“迅速签署条约”。他说，日本此后很快便“同意了条约”。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rev. ed. (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 1985), p. 218. 日本在3 月就决定加快条约的完成，但直到7 月才使问题得到解决。5 月2 日和3 日福田赳夫在华盛顿会见万斯和卡特时，也讨论过这些问题。见裴华：《中日外交风云中的邓小平》，第65–66 页。 日方认为，如果写入一个缓和语气的条款，说明条约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苏联也许能够容忍。
1978年7月21日，在邓小平引导下正式谈判开始，双方举行了第一轮会谈。整个谈判总共进行了14轮。在随后的几轮谈判中，双方交换了若干次条约的修改稿。8月初的时候在北京的日方谈判人员已经充分相信，中国会在缓和条款语气上做出让步，于是园田直亲赴北京参加谈判。后来据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副局长东乡和彦说，邓小平显然已经做出“政治决定”，“我当黄华外长接受了日方的措辞时，们非常高兴，我在桌子下面和我的上司紧紧握了一下手”。采用缓和语气的反霸权条款措辞如下：“本条约不影响缔约任何一方对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注释 Kazuhiko 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3: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 2d ed. (Leiden:Brill, 2005), pp. 134–135; 裴华：《中日外交风云中的邓小平》，第80 页。 该条约于8月12日在北京由黄华和园田直签署。 注释 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p. 26–27.
经过8个多月的谈判后，邓小平为何突然决定打破外交僵局，同意日本把语气缓和的条款写入条约？一方面是由于邓确实急于搞现代化，但当时与越南发生冲突的前景也使加速谈判变得更为迫切。此前两周的7月3日，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撤回全部中国顾问。当时邓小平感到越南很有可能入侵柬埔寨，此事一旦发生，中国就要被迫做出反应。为了不让苏联插手，邓小平希望尽快加强与日本和美国这两个重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出所料，苏联因这一条约而对日本感到不快，但是因为有缓和语气的条款，苏联容忍了它。 注释 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pp. 134–135.
这个和平友好条约并不需要中国高层领导人亲临日本参加签字仪式。不过对田中角荣1972年的访华，却本应有一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回访，但6年来还没有哪位中国领导人访问过日本。现在很清楚，邓小平准备出访这个岛国了。
邓小平的成功访日，1978年10月19—29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60年里，有3位访问日本的外国政要给日本民众留下了具有震撼力的印象，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看待对方国家的方式。在19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 肯尼迪（Robert Kennedy）与日本的学生和普通民众团体进行了坦诚活跃的公开对话，这在日本民众对外国领导人的经历中是前所未有的。罗伯特· 肯尼迪朝气蓬勃，胸怀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精神，真诚地希望服务于全世界的人道主义事业，对他人的观点表现出十分的尊重。他的访问加深了日本人对民主含义的理解，增进了日本对美国人的好感。 注释 George R. Packard, Edwin O. Reisc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30年后的1998年，另一个外国政要——韩国总统金大中——向1973年救过他性命的日本人表达谢意，给日本民众留下了同样难忘的印象。韩国中央情报局曾在东京绑架了金大中，把他放在一条小船上试图将他淹死，多亏一支勇敢的救援队他才获救。金大中试图克服韩国人对日本的敌意，他满怀真诚地用日语演讲，韩日两国不应当往回看，只应向前看，走向和平与友好的未来。他这一番话感动了日本的听众，在随后几个月日本和韩国的民意测验中，两国国民对于对方都表现出更加正面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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