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选择党建的时机时，遵循着历史惯例。自中共建党以来，一旦一方在争论中获胜并巩固了权力，其领导人不但要选拔高层干部，还会开展吸收新党员的运动，使符合标准的人进入党内。1979年大多数老干部都已复职并身居要位，取代了“文革”中占据要职的军人和造反派。华国锋在1979年夏天时已经失势，不可能在党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邓小平和他的老干部们处于当政地位，因此他们能够在培养哪一类干部上取得相当大的一致。
多年来，在党内斗争中胜出的一方，对于寻找哪一类新党员各有偏好——或革命者、或军人、或激进派。而邓小平需要的是能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人。具体说来，邓小平寻找的干部要有能力处理外贸、金融和技术问题，这又意味着吸收和提拔那些学历较高、掌握科技和管理知识的人。对于很多现代社会的领导人来说，这也许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意味着一种根本的转变。在毛泽东时代，“红”一向比“专”更重要。自1949年以来，大多数领导岗位都是由“红色背景”的人担任，他们多来自工人和农民，而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专家，因出身于有财力供其上学的家庭，被贴上了出身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标签。邓小平宣布，这些旧阶级已经消失，他需要有能力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出身。为了给新的高层领导人让路，他要清除认同保守政策的政治局成员，首先是华国锋的4个拥护者——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他向人们解释，这些人的解职以及对新领导人的选拔，是按照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做出的。
虽然邓小平直到1979年底才宣布了为其领导班子的关键岗位所做的选择，但这一年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进行思考、咨询和观察。除了为数不多的人事和军队职位外，他在选择领导人时，首先不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忠诚（对军队干部的任命见第18章）。他需要的是最称职的人，他坚信，只要他们素质高，忠于党，他就能与他们共事。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发展私人关系，即使对提拔到高层的人也是如此。他跟他们交往愉快，但公事公办，甚至有些刻板。
他们是共同干事业的同志，而不是私人朋友。对于关键岗位，他选择那些致力于改革开放、才华出众、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干是一步一步得到检验的人，而不是那些从下面突击提拔起来的人。 注释 例如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157 页。
邓小平对人有很好的判断力，但他还是花很多时间考虑人事任命问题。早在“文革”前的10年间担任总书记时，他就熟悉很多中层干部，这些人在1980年代已经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但是对于关键的任命，邓小平在做出决定之前会私下征求一些高层干部的意见，尤其是那些与被任命者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人，听取他们的坦率评价。 注释 2002–2006 年对邓小平女儿邓榕的采访。
在邓小平的班子里，两个职位最高的人——陈云和李先念——并不是由他选定的。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属于同一代人（分别出生于1904年、1905年和1907年）。他们早在1949年前就彼此认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又都在北京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下工作。作为公众人物，陈云和李先念不能和邓小平相比，但了解内情的干部把1980年代的权力结构称为“两个半”，意思是党内高层圈子认为陈云与邓小平大体旗鼓相当，李先念算半个“婆婆”。陈云虽然比邓小平小一岁，但是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里，他的地位一直高于邓小平，在领导经济和处理历史遗留的人事问题上，他的权威无人可及。陈云从1962年到1978年受到冷落时，李先念则一直在周恩来手下负责领导经济工作。
比邓小平小10岁到20岁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小平选定的高层政治领导是尊重教育并能在工作中自我教育的人。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3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胡耀邦已证明他能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赵紫阳在四川开展了很有前途的企业重组试验。万里对铁路秩序进行过成功的整顿。这3人又能提携那些了解中国在现代科技和工程领域所需的年轻干部，领导他们实行管理创新。尽管他们3人是为邓小平效力，但他们并不是朋友，而是致力于共同事业的同志，是严守党纪、贯彻党的政策的同事。尽管与胡耀邦或赵紫阳相比，万里和邓小平的关系更密切，但他也不把自己当作邓小平的朋友，而是他的忠实部下。对邓小平班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另一个人是邓力群（也生于1915年），他没有担任和其他人一样高的职位，但作为撰写讲话稿和党内文件的笔杆子，他能发挥很大影响，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而且得到陈云和王震的支持。邓小平班子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胡乔木（生于1912年），他扮演着指导正统思想的特殊角色。在一个制度变化不定的时代，他们的个人背景、性格、倾向和工作风格，将对1980年代的走向发挥关键作用。他们都是头脑精明、经验丰富的人，已在党内担任了几十年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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