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1978年12月开完三中全会——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头号领导人——回到广东后，向当地干部通报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于广东的意义。30年来广东干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为对于这个靠近外海、毗邻香港的地方，北京总是担心它的地方主义、资本主义旧习和安全风险，压制它的工业发展。现在，急于促进出口的北京，终于愿意为广东干部提供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发展地方工业。
1979年1月6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两周，北京就为习仲勋开了绿灯，让他准备一个广东接受外资的方案交北京正式批准。邓小平在1977年11月的建议中只要求加工出口农产品，而这个方案则是要建立制造业，生产用于出口的工业产品。习仲勋立刻召开了为期两周的会议，为起草这个方案做准备。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也得到了与广东相同的地位，不过当时台湾还不允许与大陆开展贸易，因此广东将先走一步，让福建稍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出口工业。就在习仲勋和当地干部准备这个方案时，谷牧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部级单位特区办公室的主任，负责协调广东和北京的工作。谷牧担任这个新职务后数次前往广东，协助习仲勋等地方干部为广东得到的特殊地位做准备。谷牧熟知外贸和基建，他在北京的声望，他对改革开放的信念，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成了一个很得力的中间人。 注释 谷牧对建立特区过程中重要事件的概述，见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百年潮》，1998 年第1 期，第4–11 页。此文后收入杨天石编：（上海： 《邓小平写真》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第204–211 页。
1979年1月31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一个月，李先念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局长袁庚提出的外资第一案。为满足香港繁荣的建筑业对废旧金属的需要，袁庚打算拆解不再运营的旧船，把拆下来的金属卖给香港建筑商。他想为这个项目找一个地点已有多年，无奈香港人多地少，于是他建议将地址选在宝安县深圳最西边的蛇口。
袁庚的方案是为广东创新释放出的一个完美的探测气球。拆旧船无须建设新工厂，可以立刻上马。更重要的是，袁庚的公司名义上是“外企”，但他本人早年就加入中共，在广东和北京都有很深的资历。他是宝安县（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深圳）人，国共内战时在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里打过游击。1949年后他任职于北京的中联部，后又去交通部主持国际联络工作。香港招商局原为清末朝廷成立的公司，后被共产党接管，隶属于交通部，在香港有独立的分公司，袁庚担任负责人。
李先念所批准的袁庚方案就是由交通部报给李先念的。交通部部长曾生也是宝安县人，抗战期间就是袁庚在游击队里的上级，后又在交通部担任他的上司。袁庚本想在深圳西南部的蛇口要一块小地方，李先念却给了他一块大得多的地皮，这使袁庚的生意可以不限于拆旧船。蛇口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直接投资的地方，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人士对位于内地的公司进行决策的地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安全的“外资”方式，但仍然是一个突破，它为其他境外公司在大陆获准成立企业敞开了大门。国家的计划干部中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担心给广东这么多自由会干扰国家的整体计划，不过广东干部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不给予更多的自由，他们就无法吸引境外公司来建厂。
1979年4月初习仲勋在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广东和其他省份一样，缺少足够的自主权有效开展工作。他大胆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几年之内就能起飞，但在现在这种处境下，什么改变都难实现。另一些高层干部十分清楚中国的经济计划过于集权。华国锋像邓小平一样赞成给广东更多自主权以发展出口，他向习仲勋保证，会给予广东吸引外资必不可少的自主权。 注释 萧冬连：《国史· 第10 卷》，第764 页。
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做了进一步讨论。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注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册，第383 页；DXPNP-2，第510 页。 邓小平这番话，是在直截了当地答复广东一行人在北京提出的请求：如果不给钱，给权，我们自己筹钱如何？ 注释 1987 年12 月对杨立的采访，他后来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当时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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