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广场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动也开始有了政治意味。4月18日一大早，数百名学生穿过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几条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推翻1986年惩罚抗议者的决定，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当晚11点左右，数千名抗议者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几百米开外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他们不断高呼口号，要求让他们进去。警察请求他们离开但遭到拒绝。人群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点，警察才终于将其驱散。自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进入中南海。正如李鹏所说，在4月18日这一天，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
中南海里很容易听到新华门外人声鼎沸，这使高层领导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从日本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么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做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
4月21日的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 注释 Liu, Ruan, and Xu, Tell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Why, p. 9. 为了使学生平息下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指示大学的干部维持校园的各项正常活动，对学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人民日报》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并警告学
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误以为是软弱”。但是学生们拒绝平复下来。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大约有2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通过广播喇叭仔细聆听20分钟的悼词。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追悼会过后，3名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等了大约3小时要求见李鹏。他们后来抱怨说，他们受到怂恿，认为李鹏或另一名高级干部会出来见他们，但李鹏和其他官员称对此并不知情。 注释 2006 年11 月对姚监复的采访；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95–96 and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p. 27–28; Baum, Burying Mao, pp. 248–249. 都是根据不知道全国人大委员与请愿者见过面的学生的说法。另见Saich,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p. 165–166 。
“四二六社论”
学生悼念胡耀邦时，邓小平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不论邓小平在胡耀邦掌权的最后几年如何批评他，胡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为改革开放做过贡献的忠诚干部。邓小平知道，压制学生的悼念活动只会激怒他们，就像1976年4月阻止悼念周恩来逝世点燃了抗议者的怒火一样。但是，悼念活动一结束，邓小平已经打算向学生发出警告。
按照早已确定的行程，赵紫阳出访朝鲜将从胡耀邦追悼会后的4月23日开始。他按照行程于4月23日从北京火车站动身前往平壤。李鹏为了平息他与赵紫阳有冲突的传言，去火车站送赵紫阳离京。赵紫阳对李鹏说，自己不在时李可以自行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赵紫阳等人希望，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人群就会散去，然而他们并没有散去。就在赵紫阳离京的当天，尽管有不允许学生成立组织的禁令，来自21所高校的学生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他们决定不能像1986年的学生那样轻易结束示威；现在这个学生团体要更加顽强。学生的组织者早先曾宣布将在5月4日以后复课，现在他们却推翻了这一决定，宣布将无限期延长罢课时间。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咨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6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这些都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同意要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如何应对示威者的思考之中。
李鹏于次日召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负责监视首都事态的北京市领导陈希同和李锡铭的汇报。有观察家认为，这两人由于害怕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夸大了示威的严重程度，使邓小平对实际情况发生了误解。但其他干部认为形势确实严峻，李锡铭和陈希同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的报告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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