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交往开始迅速扩大，超出了这些专门机构的范围。外国人的旅行不再局限于某些区域，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与外企直接做生意。以经济特区作为起点，后来扩大到1984年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的很多做法，开始向全国传播。外国人蜂拥而至，使专门的“外事办”难以处理与之有关的全部事务。外事部门大多仍然存在，但其工作更多限于从事官方数据的收集。
在邓小平退休之前，中国的各类机构都开始为适应外国的常规而进行“接轨”。外贸企业要学习外国的法律、财会和组织方法。 注释 关于国际贸易体系，请参见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向外国教育机构输送留学生的大学和高中开始为学生设立入学考试和申请程序的培训计划。体育教练开始大力培养最优秀的运动员参加各种国际体育赛事。中国兴建了能够接待国内外游客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旅游设施。为出口生产的商品，国内消费者也可以越来越多地买到。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扩大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加强其全球大国的角色一样，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学术和研究机构也有了极大发展，从而加深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
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中，比印度、俄国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有魄力。这个过程在邓小平时代之后仍在继续，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邓小平退休时已经完成。
党的集体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可是毛泽东很快又再次将它领入革命。然而在1978年之后，经过老干部复出、不善治理国家的革命家的退出和新领导人的进入这个过程，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向将治理国家作为中心工作的政党转变。
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所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做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与美国人不同，邓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终决策应以最高领导层对全局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这要比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的独立司法制度作为基础更有益于国家。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于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
美国是由保留着独立权力的各州所组成，而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有一个控制着地方的中央政府。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将其深入扩展至全国。邓小平则要拉住这种试图到处渗透的统治结构的脚步。他没有制定地方必须遵守的严密规章制度，而是建立了另一种体制：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相当大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工作能使经济快速增长即可。
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邓小平在北京建立的核心领导结构以政治局和书记处为中心。它通过领导班子网络与地方联系在一起，这些领导班子存在于每一级地方和所有的政府主要分支机构。每个领导班子不但负责本级党的工作，还要监督它下面的政府机关（或经济和文化单位）。这个班子要就全局性问题做出判断，并使其辖区内的工作为四化建设做出全面的贡献。
党的上级部门下达有关领导班子如何开展工作的规定，不断向每一级发布指示。它们也与下级召开会议，有时让下级领导参加上级的会议，或是派上级干部到下面视察。如果上级干部认为某个问题很重要，他们可以也确实会进行干预。但是对下面的监督很难面面俱到，因此领导班子在领导本级工作时，一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
北京控制各省的关键手段，是任免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领导班子的成员通常有任职若干年的期限，但随时有可能被上一级领导撤换。党的领导班子里各个成员负责不同部门的工作，对他们做出评价的依据，不仅是他们管理相关部门的工作表现，而且还有整个班子及其下级单位的表现。在邓小平时代和此后的20年里，这种评价主要基于领导班子对全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多大贡献。近年来一些次要标准也变得日益重要，如培养下一代干部、环境保护、处置社会骚乱和对突发事态的反应。 注释 有关中共的一般著作，见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HarperCollins, 2010); Yongnian Z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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