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中国戏剧无论是创作质量还是思想内容，在元朝都臻至巅峰状态。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火山爆发一样涌现在这个正统文化备受摧残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长”的诗歌形式，百年之间，也出现了四千多位诗人，存诗十三万首之多。唐代流传至今的诗作有五万首，诗人二千二百位。宋朝有诗二十七万首，诗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相较之下，元诗从质到量丝毫不见逊色，况且它还有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元曲”峙立于历史长河间。特别是萨都剌、贯云石、余阙、迺贤这样的色目诗人，风格奇特、卓尔不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异类”。
十三世纪，蒙古的铁蹄声中，整个世界都在颤抖，西方人更是恶毒地诅咒这股强大的熔岩流为“黄祸”。其实，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蒙古西征最有利于后来西欧诸国的崛起，因为正是蒙古人给予了当时的穆斯林以沉重打击，并让东罗马帝国借此机会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特别是他们在今天俄罗斯地区的统治所造成的“后遗症”，更间接地帮了西欧国家率先进步的“大忙”。
相较而言，北部中国在蒙古崛起时受创最深，南部中国由于忽必烈时代汉人儒士的劝告，受摧毁程度和被屠杀人数都相对降低。令许多人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样发达，为何都相继败于野蛮、落后的女真和蒙古？
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是一种衰败的文明。
落后民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由于“先进”文明的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
可以想见，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搏。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
元朝的统治，是“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种高难度艺术。但是，汉文明的“高级”，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技术”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借鉴产生了“厌恶”，而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其中。
阿诺德·汤因比说过：“境外蛮族的全部文化产品都有心灵分裂的创伤。”这种“创伤”，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文明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浑浑噩噩之中，大地的主人选择了酒精和美色的自暴自弃。所以，元朝作为一个由多种因素黏合而成的硕大无朋的“统一体”，才会形成刹那间轰然迸裂的局面。
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观察，对于从北方大草原呼啸而来的民族来讲，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改造，政治居于其次，而一种内敛的、高级的文化，最难以被吸收。
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方面的格格不入，其实是元帝国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当然，平心而论，这个巨人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就是它所处时代的“运气”太背——十四世纪前五十年，水旱蝗灾无年不兴，元顺帝时代更是河患滔滔，继之引发饥荒、瘟疫、死亡，而后当然是无休止的暴乱。
耐人寻味的是，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造成过数次剧变：四世纪的西晋、十二世纪的北宋以及十七世纪的明朝，都经历了气候地理学所称的“黑色星期天”。这几个王朝，在灭亡的时候其内部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必然灭亡的衰落状态。草原的沙漠化、干旱化和各种天灾把这些“马背上的民族”推向农耕区，周期性的抢掠忽然变成了征服。无知、蛮力加上运气，游牧民族以连他们自己都惊愕的速度坐上了中原帝王的宝座。这一次，却是相反。
在大溃逃的过程中，经历了最初的惘惑和不知所措之后，草原民族的记忆积淀和生存本能似乎又部分地重新回到这些马背民族的头脑中。宽广的大漠和无边的草原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悟性，蜿蜒行进和零散而又有秩序的游逛似乎使草原民族变得更加警醒和团结。
但这个民族未在改朝换代中灭绝，他们以退为进，重回“长生天”的保护圈，耐心等待着下一个轮回。
往事如风。元帝国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昙花，更不是遗憾。可叹的是，只要言及大元，人们总是联想到那地跨三大洲的庞然巨物，追思它短暂、辉煌而又近乎“理论性”版图的骄傲，却忽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百年间曾经发生过那样多的故事，有过那样令人目眩神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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