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孤悬海外，蒙古人对倭国不甚了解，又有高丽人说那里遍地金银，很让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国书辞意，看似冠冕堂皇，实蕴威胁恐吓：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特别是“以至用兵”四个字，剑拔弩张的恐吓，跃然纸上。
好事多磨，坏事也多磨。
大海波涛，元使一行竟渡了几次也没到达日本本岛。忽必烈命高丽国王派人转送，皆不得其要领而归。元使又往，在对马岛为倭人所拒，只得捆上两个当地人当“生口”回来禀命。最后，还是由懂日本话的通事曹介升等人引路，元使赵良弼一行才得达日本。
当时的镰仓幕府根本不知道蒙古人是什么物种，无知者无畏，连见也不见，把赵良弼一行晾在太宰府。
见日本方面无回音，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一年夏下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二人为帅，在高丽造战船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从合浦港出发向对马岛展开进攻。至于这次进攻日本的“战绩”, 《元史》的《日本传》中很含糊，只有这么几句：“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蒙古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
其实，这次攻击首战顺利，对马岛的倭军被全歼。蒙古军在肥前遭到顽强抵抗，但当蒙古军一摆出火炮轰击，手持大刀身穿大肥缅裆裤的倭兵倭将登时就傻眼了——在此之前，倭国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火炮这种东西。
蒙军在博多湾登陆后，连日奋战，上下皆感疲累。特别令蒙古兵将失望的是，日本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遍地黄金”。如此贫瘠海岛，腥风劣土，且日本人长相也不咋样，个头比蒙古人还矮。
如此，元军贪欲一失，战斗力和求胜心立时下降。高丽将领劝忻都一鼓作气直杀太宰府，忻都不同意，下令全体士兵离岸上船，见好就收，准备班师。
不料，台风忽然在夜间来袭。睡梦之间，四分之三的蒙古军与被击碎的船体一起，连绝望都来不及，就在刹那间沉入漆黑的日本水下地狱。
消息传至幕府，忧惧不能进食的北条时宗喜出望外，连连叩头感谢上苍，嘴里不停地念叨：“神风！神风！”此役，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
南宋遗民闻知此讯，很是幸灾乐祸，作诗道：“涉险应难得命还，倭中风土索蛮顽。纵饶航海数百万，不直龙王一怒间！”（郑思肖《元贼谋取日本》）
忽必烈有些郁闷，由于当时正处于进攻南宋的关键时刻，忽必烈腾不出手来再派大军进攻日本。而且，忻都在报告中掩饰败绩，吹擂元军把日本军打得落花流水，天气不好暂时撤军，已经大大地宣示了“国威”。
此后，高丽不敢“惦记”日本，日本反过来不断到高丽半岛沿岸骚扰。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人为使，再去日本宣慰。忽必烈原本以为上次元军的进攻已经使日本像高丽那样吓得腿软，国使一到会马上送表称臣。不料，元使一行千辛万苦到达日本后，将军北条时宗愣了，他不是吓愣了，而是糊涂愣了：蒙古人上次被“神风”送进海底都喂了王八，现在怎么还敢派人来！
估计刚刚喝过几瓶清酒，北条一挥手，下令把这一群神色傲狠的元使皆押出去砍了。
消息传出，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二人立刻上表，申请率兵往讨。当时是至元十七年三月，元朝刚刚灭掉南宋，需要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
两个月后，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设“日本行省”，以蒙古人阿剌罕为日本行省右丞相，以范文虎为右丞，并下令驻军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二人，共出兵十余万进讨日本。
对于蒙古人来讲，杀使臣是最不可饶恕的。花剌子模杀蒙古使臣，最终付出了国亡君死以及近千万的人命为代价。倘若元军二次征倭成功，估计“大和”民族现在只是一个历史名词。
忽必烈大举攻日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处理”那些刚刚投降的南宋新附军。近十万人的士卒军将，杀起来不仅名声不好听，也很费事。所以，让这些人充当“主力”，在攻日本时消耗他们，可谓一举两得。可见，忽必烈这个蒙古帝君，确实阴险巨奸。
元军第二次海上征倭，规模比第一次大很多。除忻都、洪茶丘及高丽主将金方庆率领的左路军三万人外，还有由范文虎统率的江南军七万多人为右路军。范文虎率军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有战船近四千艘，渡海远航，浩浩荡荡杀向日本。依据原先的约定，两路军应在七月于壹岐岛合师，然后合军并力进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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