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
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做“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异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遗民们激愤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元朝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唯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元朝官吏中不少人目不识丁，他们对于书押文卷，只会攒起三指，染墨印于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儿的，就以印章代签名。
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大敭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元）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元太祖）诘之曰：‘汝负印何之？'（塔塔统阿）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塔塔统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
可见，蒙古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的要领一丝皆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大搞“文字狱”。
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被诬为讥讽清廷而被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
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迫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
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与其说是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字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 “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元朝时期，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语）
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厓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生存或者死去，确实成为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是做孤臣义士，还是做朝廷鹰犬？是同流合污，还是高蹈隐遁？是大义凛然，还是谄肩媚背？
谢枋得和赵孟頫，就是南宋遗民中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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