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我本该在前面提到：在前一年的秋天，我把大多数富有才干的朋友召集起来组成了一个俱乐部。目的是相互切磋，提高学识，取名为“琼托”。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聚会。我起草制订了俱乐部章程，每个成员必须提出有关道德、政治或者自然哲学的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而且每三个月要就此内容写一篇论文，在会上当众朗读。我们的辩论将在会长的主持下展开，而且应该基于诚恳的探求真理的精神，而不是以爱好争辩或是求胜的态度来进行。为了防止情绪过于激烈，禁止一切表示独断意见的用语，也不允许任何直截了当的反驳，违者处以少量罚款。
俱乐部的第一批会员是：约瑟夫·布莱思特纳尔，公证事务所的誊写员，一个中年人。他性情随和温厚，待人友好热忱。爱好写诗，尤其喜欢当众朗读诗歌，他自己偶尔也写几首，有相当的水准。说起话来有条不紊，而且还善于制作一些小玩意儿。
托马斯·戈弗雷，一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在专业方面非常优秀。后来，他发明了现在称为哈德利象限仪的仪器。但是他的知识面很窄，对专业领域之外的事物所知甚少。而且这个人不怎么讨人喜欢。像我所遇到的大多数数学家一样，他要求每一句话对事物的表述都绝对正确，而且偏好在一些琐碎细小的事物上面漫无止境地探究，常常扰乱了正常的讨论。他不久就和我们分道扬镳。
尼古拉斯·斯卡尔，土地测量员，后来成为测量局局长。他的兴趣是读书，有时也写几首诗。
威廉·帕森斯，鞋匠，喜爱读书，数学知识极为丰富，他开始研究星相学，为此才学习数学的，后来却对星相学大加嘲笑。最后也成了测量主管。
威廉·曼格里奇，一个细木匠，同时又是技艺高超的机械工。他做事脚踏实地，为人明事达理。
休·梅雷迪思、斯梯芬·波茨和乔治·韦布，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罗伯特·格雷斯，一位颇有家产的青年绅士，为人慷慨大方，讲话幽默风趣，而且特别喜欢讲双关话。他对朋友总是充满热心。
威廉·柯乐曼，一个商店店员，年龄和我相仿。他可以说是我一生的朋友之中最为精明干练，同时又是心肠最好、品行最端正的人。他后来成为我们州的一名法官，一个很有名望的商人。我们之间的友谊维持了整整一生，长达40多年之久。这个社团也持续了那么多年，成为当时宾夕法尼亚最有声誉的哲学和政治学学派。我们总是先将论文在聚会时宣读一遍，到下一个星期大家就此论文进行讨论，这样做能够使参与讨论的人注意到不同的意见，使得我们在阐述自己的见解时能讲得确切中肯。我们也注意在讨论中培养良好的谈话习惯。因此我在会章中拟定了许多防止发生冲突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团才能够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关于这个社团的一些情况，我将在后面进一步说明。
但我在此介绍这一切是要说明我从中获得的利益，因为俱乐部的每个成员都想方设法为我们招揽生意。尤其是勃赖诺，他给我们介绍了替教友会印刷历史文献的生意，一共有40个印章，凯谋则承印了其余部分。这宗生意我们进行得非常艰苦，而且价格很低廉。这是一种《为祖国》式的对开本，用12磅活字印刷，还附有很长的用小号铅字印的注释。我每天只能排一大张，再由梅雷迪思把它印出来，等到印刷完毕，我又将版分拆开。因为必须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准备，往往干到夜间11点，有时还要更晚，因为我们的这项工作常常被其他朋友介绍来的零活所耽误。我无论如何坚持要保证每天排好一大张的速度。有一夜当我装好版之后，满以为一天的工作就此结束。这时有一版不小心给碰坏了，其中有两页铅字散落开了。我毫不犹豫马上拆版，重新开始排版，直到完成以后才上床睡觉。我们这种辛勤劳作的态度受到邻居们一致称赞，因此也提高了我们的名誉和声望。
有人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城里的商人们夜间在俱乐部聚会，当有人提到又有一家印刷铺新开业的时候，聚会的绅士们一致认为它必然失败，因为城里已经有了凯谋和布莱福德两家印刷铺。但是贝尔德博士（许多年以后，我和你曾经在他的故乡——苏格兰圣安得路兹见到过他）提出相反意见。当时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和那个富兰克林一样勤劳的人。当我从俱乐部回家时看见他还在工作，可是第二天他的邻居们还在酣睡的时候，他已经在工作了。”
我想贝尔德博士这番话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不久就有一个商人找上门来，建议我们给他代销文具，但我们当时还没有经营文具的打算。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自吹自擂，但我这样直率地提到自己的勤劳，并且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我的目的不外是：当我的后裔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能够清楚地看到我怎样得益于勤奋工作，从而懂得该如何运用这一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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