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道：“并非完全如此，我父亲确实是感到失望，可是他也确实无力偿还这笔钱。同时我也不愿意再使他为此感到烦恼。我知道自己很难干好印刷工作。我从小在家务农，30岁左右才进城来当学徒学习一种新的行业，我总是在做一件傻事。现在，我们威尔士人大多数都到北卡罗来纳去，因为那里土地很便宜。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还是干自己的老本行好些。你可以另找朋友来帮你，假如你愿意承担印刷所债务，归还我父亲所垫付的100镑，替我还清个人的一些零星欠款，再给我30镑和一副新的马鞍，我就放弃生意，印刷铺全部归你所有。”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起草了一份书面协议，并签字盖印。我给了他所要求的东西，不久他就到北卡罗来纳去了。第二年他从那里给我寄了两封很长的信，对那儿的乡村生活做了详尽的描述，讲到它的气候、土壤和其他的农业生产状况等。这些事情他十分内行。我把这两封信在报上发表，读者大为满意。
梅雷迪思一走，我立即去找那两位朋友。向两人各借贷了他们所愿提供数额的一半，我不愿在两人之间进行取舍，因为这样做不免显得有些不仁义。我偿清了印刷铺的债务，以自己的名义继续经营，同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解除合伙关系。我想这大概是1729年前后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呼声，要求州政府增加纸币的投入。当时宾夕法尼亚的纸币流通额只有15000镑，而且还在陆续减少。可是富裕阶层反对增添纸币，他们担心这样会使纸币贬值，像在新英格兰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我们在俱乐部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赞成增加纸币，坚持认为1723年首次发行的小批量纸币对公共利益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致使本地的商业贸易和居民数量都有明显增加，现在可以见到的证据就是老房子都有人居住，许多新房子正在拔地而起。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嘴里啃着面包卷首次在费城街上闲逛的时候，看见在胡桃街到前街这一段街道上的大多数房屋门上都贴着招租广告，板栗街和其他街道上的许多房屋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使我想到此地的居民正在不断地离开这个城市。
我们之间的辩论促使我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结果是我就此问题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试论纸币的本质和必要性》，并匿名印刷出版。这本书受到有钱人的敌视，因为它为增加纸币的呼声推波助澜，但是却受平民百姓的欢迎。那些富人们偏偏又找不到人来反驳我在小册子中的意见，于是，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接受了我的观点。我在这件事情上所起的作用受到议会中朋友们的重视，他们认为我大有功劳，应该给予回报。于是把纸币的印刷业务承包给我。这着实帮了我的大忙，因为这是一笔很赚钱的生意。这是我善于舞文弄墨所获得的又一大好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经济认识经验的积累，增发纸币的效用被普遍承认，后来就根本不必要对此进行争议。不久，货币流通量达到55000镑，到1739年达到了80000镑。从那以后直到战争时期，这个数字不断上升，超过了35万镑。在此时期，本地的商业贸易、房屋建筑和居民人数都有所增加。不过，我现在意识到纸币发行额应该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危害。
不久，在汉密尔顿的帮助下，我获得了纽卡斯尔印刷纸币的生意。当时，我把这个业务看作是另一桩利润丰厚的大买卖，因为那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往往会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看得很了不起。不过，就是这样一些小买卖却能够给我以极大的鼓励，这一点对我极为重要。我不久又承包到了印刷政府律法和选票的业务，这也是汉密尔顿先生的功劳，这项业务一直由我承担，直到我不再经营印刷业务为止。
那时，我还开设了一家小文具铺，出售各种各样的空白文书表格。这些空白的公文用纸由我的朋友布莱恩特纳尔帮助设计，我自己印刷制作，准确精致，当时在整个殖民地里可算是最好的。另外我还附带经营纸张、羊皮纸、账簿等。这时，我在伦敦认识的怀特曼希来到了我的印刷所，留在我这儿工作，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排字员，工作起来非常勤奋认真。此外，我收了一名徒工，他是阿奎拉·罗斯的儿子。
这时候，我开始逐步尝试创办印刷所的借债款业务。同时为了赢得一个商人的良好名誉，我不仅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而且处处小心谨慎，注意不要在外表上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我衣着朴素，从不到娱乐场去消遣娱乐，也从不出去钓鱼或打猎。只有读书有时会耽误工作，不过没人会发觉，并且我尽量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的形象在人们看来无可非议。
为了表示我以敬业为荣，有时我还把店里买的纸张装在独轮车上，自己推回家。作为一名年轻人我受到普遍的尊敬，主要是因为工作勤奋，而且事业兴旺发达。我严守信用，从来不拖欠货款，所以进口文具用品商人们都愿意与我合作。可以说我此时如鱼得水，悠哉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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