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第二学案：格物致知
原文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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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爱问：“昨天听老师讲了‘止至善’的道理，觉得自己的学问功夫有了用力之处。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和朱熹老师‘格物’的训导有所不合。”
王阳明说：“‘格物’就是‘止至善’的功夫，知道了‘至善’，自然就知道了‘格物’。”
这个话题大了，涉及王阳明和朱熹思想最大的分歧——对《大学》里“格物致知”的解释，我把它称为《大学》第二学案。我们先来学习一下《大学》原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里讲了“八条目”的逻辑次序：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次序好理解。从“诚意正心”到“修齐治平”，也没疑问。但为什么要先“格物致知”，然后才能“诚意正心”呢？这一点，我刚开始读《大学》的时候也想不通。
“格物致知”这个提法只在《大学》里出现了这么一次，之后再没作出任何解释。其他先秦文献也都没有提到“格物致知”。所以这四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就成了儒学的一大学案。
朱熹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解释说，《大学》的前五章是讲“格物致知”的，但是原文丢失了，于是他就按照程颐老师讲解的意思，作了如下的补充：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其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
所谓致知在格物，就是说我们要想有所知，就要探究事物，求得事物的原理。天下之物莫不有其原理，我们不能穷尽这些事物的原理，就不能全知。所以《大学》一开篇就教导学者，凡天下之事，都要根据其已经明白的道理，越发去穷究它们，以求达到一种极致。这样日积月累，就能豁然开朗，融会贯通，对万事万物的表里精粗无不到位，而我心的全体也无所不知，无所不明了。所以说格物致知，物格而知之至也。
朱熹的这个解释在后世成为权威正统，今天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是这样解释“格物致知”的：“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清末的洋务学堂，最开始时也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
朱熹这样说，确实有道理。不过，穷尽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似乎是全人类、全体学者的事，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事。如果我要格物致知之后，才能诚意正心，才能修齐治平，那我要格到什么时候去啊？这有点不好理解。
王阳明年轻时，试图去践行朱熹的格物致知。他想，我就先格竹子吧，看看能格出什么理来！于是，他一连七天对着竹子静坐，想悟出竹子的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废寝忘食地想着，直到支撑不住病倒了，还是什么都没格出来。于是，他说朱熹老师错了。
其实，王阳明靠静坐、盯着看来格竹子，是不科学的。我们人类对竹子的“致知”，不正是靠一代代“格”出来的吗？农民去格竹子怎么栽种，厨师去格竹笋怎么烹调，建筑师去格怎么用竹子盖房子，船工去格怎么扎竹筏。物格而知至，这些都是格物之道呀！
但不管怎么说，王阳明还是提出了他对“格物致知”的解释：知，不是知识，而是知善恶，也就是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格，是一个格子，是善的标准，拿着这个善的格子去框各种事物，对得上就是善，对不上就是恶，要匡正匡正。所以他对徐爱说：“格物是止于至善的功夫。懂得止于至善，就懂得格物了。”
和“善的格子”严丝合缝，这就是“止于至善”。后来，王阳明把这个思想总结成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听了王阳明的解释，我觉得把“格物致知”放在“诚意正心”前面这个顺序，就好理解了。因为你总得先有个善恶对错的标准，然后才能诚意正心嘛！
那我是不是就认为王阳明是对的，而朱熹是错的呢？非也！学习第一是要立志；第二是要敬畏老师，不要去评判老师的对错；第三，学习是一种行动反射，而不是要得到标准答案。不要答案，要行动！朱熹的格物致知，我们要笃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我们也要笃行。这就是我们的“学习学”。学习，就要先懂“学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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