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慎恐惧，就是自己教导自己
原文
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属。此意如何？”
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要圣人品节？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说，下面由教入道的，缘何舍了圣人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工夫？却是圣人之教为虚设矣。”
子莘请问。
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从本原上说，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修道则贤知者不得而过，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此‘教’字与‘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与‘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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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朱熹说是圣人对世人的天性禀赋分类等级、层次，加以节制规范，比如礼仪、乐教、法律、政令之类。这样说对吗？”
马子莘问的是《中庸》，王阳明的回答，是针对朱熹对《中庸》的注解而言。我们先学习一下子思《中庸》的原文：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们看到，整部《传习录（上）》快学完了，王阳明和弟子们来来回回讨论的，大部分都是这一段，涉及天命、性、道、教、戒慎恐惧、慎独、未发之中、致中和、位育天地，这些都是儒家很核心的观念。
先看马子莘所问的，朱熹的注解：
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
命之谓性：上天之命令，上天安排好的，就是性，就是本性，就是天性。是物性，是人性，是自然之性，是社会之性。
率性之谓道：率，遵循之意，你循着这个性走，率性而行，这就是道，人物各循自然，就是当行之道。
所以率性而为是圣人的至高要求。为什么人们把率性而为理解为自己潇洒，不循规蹈矩呢？因为人们读书，都很容易朝自己舒服的方向理解。率性而为是无拘无束的，但这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无拘无束，守规矩，却不觉得规矩让自己不舒服的无拘无束。
修道之谓教：一般人做不到率性而行，人的本性虽然都相同，但是先天有禀赋差异，后天有习染不同，就跑偏了，于是圣人要修道，修道之谓教，就是礼、乐、刑、政等，立规矩，施教化。
针对这一段，王阳明就说：“道，就是性，就是命，本来是完完全全，不增不减，不假修饰的，哪里需要圣人来评价规范呢？又不是不完全的物件。礼乐刑政是治理天下的法度，也可以说是‘教’，但不是子思的本意。如果按朱熹的说法，《中庸》下文讲到由教入道时，怎么又说出一段戒慎恐惧的慎独功夫呢？这圣人之教，就是摆设了。”
王阳明的讲解很有启发。他和朱熹出发点不同。朱熹写《四书章句集注》，从三十多岁一直写作打磨到七十岁，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他的心愿，就是为往圣继绝学，教化天下后世，所以他心里想的“教”都是教化，教化他人。王阳明呢，他本来没想做老师，就是修养自己，龙场悟道，悟出知行合一之学，别开生面。如果套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朱熹是为天下学者而学，王阳明是纯粹为自己学，学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所以王阳明根据后面戒慎恐惧的慎独功夫，认为这个“教”是自己教自己，不是圣人设法度来教化别人，都讲慎独了，别人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地方，哪里是靠礼乐刑政来教呢？是靠自己戒慎恐惧来教。圣人能够率性而为，无不中节。我们是普通人，就要修道，就要戒慎恐惧，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未发之中，保证发而皆中节，自己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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