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伟大，因为我们不肯平凡
原文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缪，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间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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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东桥来信说：“圣人之道，大的方面容易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也能知道’。但是，至于具体的细节，以及与时俱进、更替变化的详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细微差别，就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比如您现在说要照顾父母冬暖夏凉，每日早晚要请安之类，这谁都知道。而舜不禀告父母就娶妻，周武王还没有安葬文王就兴师伐纣，养志和养口的差别，大杖和小杖的哲学，割骨疗亲，结庐守墓等，在时事变化之中，该变通还是不该变通，怎样算过分，怎样算不足，必须事先多加学习，讨论个是非曲直，作为处理世事的准则，然后心体才不能不受蒙蔽，遇事才能没有过失。”
顾东桥这是要跟王阳明讨论要不要事先学习的问题。
心学的观点，是要修得心之明镜，物来心照，自然明白，不要事先去学习那么多，搞得支离破碎。如陆九渊所说：“我在那无事时，只是一个无知无能的人。而一旦到那有事时，我便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
而理学就说，要格物穷理，你不学，没有经验案例的积累，坐在那里就都晓得了？那就是坐禅吧！
鹅湖之辩，朱熹和陆九渊争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到了明朝，顾东桥还是问王阳明这个问题。
那么，陆九渊、王阳明，他们到底学不学呢？他们当然学习，比谁都学得刻苦。陆九渊可能没有朱熹学得多，王阳明肯定比顾东桥学得多。他们说的“不学”，是针对时弊，是一个讲“学习学”的角度，是说你只往外求，不往自己的内心求；只往高远处求知，不在浅近处笃行，没有用！学得越多，越不会！这是普遍的弊病，并不是要你不学习。
但是，当朱熹对着陆九渊，顾东桥对着王阳明，辩论要不要学的时候，他们也就以“不学”为自己的立论观点了。
看顾东桥的信，一举例就要挨王阳明削了。他说：“孝之于温凊定省，谁不知之？”要照顾父母冬暖夏凉，早晚要向父母请安，谁不知道？而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第一个案例就是讲这个，谁知道？谁做谁知道！你只有去行了，把父母冬暖夏凉都照顾好了，每天早晚去请安，日日不断，一天都不落下做到了，你知道父母的反应，知道自己的感受，你和父母之间有互动，营造出这家庭的温暖，生发出这家庭的光彩，哦！原来是这样！做了一年，是一种感受，一种知道，一种境界；做了十年，又是一种感受，一种知道，一种境界。这就叫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如果空口说个知道，那只是知道别人有这么回事，有这么个说法，到底怎么回事，就像你听说过糖是甜的，但是你没吃过，你怎么算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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