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当时还有“宣党”和“昆党”等许多不知名的小党派，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攻斗不已。
在诸党的相互和相互诋毁下，大明朝的朋党问题空前激化，相互之间只有利益之争，再无民生和国政可言。这种党争现象绵延数十年而不息，从此朝野再不安宁，直接加速了大明的灭亡。
万历三十四年，沈一贯亲自主持当年的京察，竟然以权势压人，堂而皇之的庇护浙党势力，公然打压其他的党派和异己，立即就引起了满朝的公愤。御史孙居相等人联名弹劾沈一贯，而其他各个党派也在暗中推波助澜，使得这次弹劾声势震天。
据《明史》记载：“一贯归，言者追劾之不已，其乡人亦多受世诋云。”
为了躲避风头，沈一贯只得主动告病乞退。归乡后的沈一贯索性闭门不出，再也不问时政，安享了十年的闲适生活，不断着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理论。
万历四十三年，沈一贯在家中过世，终年八十四岁。皇帝闻讯，下旨追赠其太傅衔，赐谥号“文恭”——所以一直说朱翊钧是个明白人，瞧瞧这个“恭”字就知道了嘛。
以上是沈一贯为相后争议较大的几件事，其余当然还有很多，如楚王案等等，影响也都不小。哦，对了，楚王案说起来还是直接导致沈一贯与沈鲤一同倒台的关键案子，不过此事要说清楚比较复杂，此处便不赘述了。[注：楚王案也称楚宗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
虽说沈一贯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在后世往往被论罪，但其实高务实认为他最大的问题还是其中“媚上”和“结党”两条。
可能有人会说，封建王朝的皇权至高无上，不媚上焉能成事？他沈一贯媚上，你高务实就不媚上了？但其实，这里还真有很大的不同。
不同在哪？在于“媚上”是手段还是目的。
高务实作为当今大明朝臣之中最受皇帝信重的臣子，他当然是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与朱翊钧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但他这样做本质上是一种手段——是为了先获取皇帝信任，通过圣眷获得权威，然后才得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沈一贯则不同，他的媚上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力，而他享受着这样的地位和权力却并不是想要为天下做多少事实，而仅仅只是一己私利。最多，也就是在保证自己私利的同时稍微扩大一点范围，保住浙党盟友们的利益，归根结底是结党营私。
有人可能又要说，凭什么高务实“媚上”就说是施展政治抱负，沈一贯“媚上”就是结党营私？高务实不也要保障心学派的利益吗？
这就要使用一个经典原则来判断了：论迹不论心。简单地说就是历史上沈一贯的确就只是结党营私，并未真心实意为天下人做出什么贡献，而高务实这些年来谁敢说他不是在位天下人谋福祉？
总不能说他就要一门心思全都为天下人忙乎，而自己就非得穷困潦倒，那才叫一心为公吧？人可以有这样高尚的理想，但如果要求人人都必须做到这一点，那就太魔怔了。
高务实回顾沈一贯在原历史中的经历和表现，主要就是确定沈一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也知道，不能全看历史，还得看这一世沈一贯究竟是如何爬上来的。毕竟“这辈子”的经历才能影响这辈子的沈一贯不是？
之前说了，沈一贯是隆庆二年的进士，这比高务实早了足足四科。可是沈一贯这一世的官运一开始并不好，他在翰林院待的时间比高务实可长了太多了。高务实进翰林院的时候是万历八年，当时沈一贯居然还在翰林院不说，并且依旧只是个编修。
十二年啊！就算说翰林院本来就是个熬资历的清水衙门，但沈一贯十二年下来在翰林院几乎是原地踏步，你说惨不惨？
当然，这里有个细节要解释一下才会知道为什么“十二年原地踏步”非常非常惨，这和有明一代官员的考核有关。
明代官员三年一小考，九年一大考，结果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根据考课结果，还要参考原任职务的繁简程度，决定奖罚。
奖赏一般是晋升官阶等次，有时还采用升职、荫子、封赠(给家人封号)、加禄等激励办法；处罚一般是降官阶等次、罚俸，太差的有些要降三四等，甚至不安排官职而“杂职内用”，直至罢免回家。
这里又要提到高拱当年兼任吏部尚书时定下的一个标准，即“贪、酷、疲软、不谨、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八类问题的考察，称为“八法”。
官员全面考核合格的升级，按规定：被列为“一等”(京官)或“卓异”(地方官)的，列入候选升职名册；“贪、酷”者革职提问；“疲软、不谨”者革职，“年老、有疾”者退休，“才力不及、浮躁”者酌量降调。
顺便说一句，高拱的这套“八法”，比大明早期严谨得多，也相对比较公平公正，于是后来被鞑清几乎直接照抄了。[注：这是史实。]
说回沈一贯，他十二年原地踏步，相当于一直被评价为中等水平，所以不值得提拔，只是也不至于需要降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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