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你要说在别的部衙，比如有具体职司要做的那也还罢了，毕竟有可能把工作干砸。可这是翰林院啊，这个“储相”衙门里居然九年大考没升官，那可是少之又少的咄咄怪事。
相较之下，高务实当年作为状元，一进翰林院就做修撰(约定成俗，状元直接做修撰)，然后没多久便开始升官之旅。即便中途因为被李太后打压了一次，来了个连降三级，实际上也没耽误他“芜湖起飞”。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因为沈一贯当初的心学立场太明显，再加上他提出的几次观点都为时任首辅的郭朴不喜，认为这家伙光知道唱高调，提出问题好像很在行，却压根提不出什么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
这就很不符合郭朴的用人原则，于是沈一贯在翰林院蹉跎了许久，才最终被郭朴打发去兼任了南京国子监的司业。也不知道郭朴当初是想看看沈一贯到底能不能干点实事，亦或者干脆出于眼不见心不烦的心态打发得远远的。
沈一贯的倒霉日子一直没有太大起色，张四维时期，他总算多少算是“进步”进步了一点，成了南京国子监祭酒(明代官场简称“南京祭酒”)，不过也就到此为止。
然而等到张四维丁忧回了蒲州，申时行继任首辅之后，这下子终于也轮到他沈某人“芜湖起飞”了。
申时行继任首辅的当年，就上疏举荐沈一贯，说他“器恢弘，性稳重，才望两全”，应该回调翰林院任侍读并充当日讲官。这时候申时行刚刚上位，皇帝就算为了给新首辅面子也自然会同意，于是沈一贯再次回到作为大明权力中枢的京师。
日讲官有时候不一定在翰林院身居高位，不过一旦是身居翰林院高位的人出任日讲官，那通常就意味着此人在高层有了靠山，将来多半是会重用的。
沈一贯自然也不例外，侍读虽然只是正六品，但翰林院的品级从来都不高，其一把手翰林学士也不过是正五品。侍读在翰林院可以排到第六、第七的位置，自然已经可以算是“身居高位”。
如此，到了高务实打出辽南大捷时，沈一贯便再次升官，这次成了詹事府右谕德——从五品了。次年，他再接再厉，回任翰林院为侍讲学士，虽然品级没动，但成了翰林院五巨头之一，算是正经的“储相”了。这个职务的人如果外放部衙，一般侍郎打底。
申时行继续重用他，三年后以其为刑部右侍郎。又过数年，王锡爵也参与提携，沈一贯左迁礼部左侍郎，这次便直至申时行、王锡爵倒台，赵志皋与他接替为止。
由此，高务实可以确定，无论前世还是今生，沈一贯都是典型的“江南党”。
区别只在于前世由于没有高拱整合出一个具有明确行动指南的实学派，因此当时心学派也散乱得很，学派氛围远胜于政治氛围，故而沈一贯当权后便以出身地域为纽带自己搞出了一个“浙党”。
这一世则不同，由于实学派进化成了政治派系，迫使心学派也政治化了，于是沈一贯便不再具备自己整合出“浙党”的基础，而是毫无疑问地成了心学派的一员，并得到当时两位大佬申时行、王锡爵的着力培养。
在这样的经历之下，沈一贯既然成为心学派的实际话事人，自身的政治基本盘更大，相应的野心自然也就更大——此处就别提赵志皋了，他虽然内阁排名在沈一贯前一位，但那靠的是资历而非手段。
可以说，现在心学派真正的掌舵者，排除掉隐于幕后的申、王，台前那位其实就是沈一贯。
既然沈一贯就是心学派明面上的党魁，以他的野心而言，自然不愿意现在就看到王家屏下台、高务实继任。按照高务实此前对他的猜测，沈一贯必然是希望等高拣夫妇那边出了意外，高务实被迫回乡丁忧之后王家屏再辞任。
毕竟届时的首辅……那就是赵志皋了。赵志皋肯定管不了事，也管不下来，因此到时候有锅都是赵志皋去背，而他沈一贯沈次辅，可不就是真正的掌权者，而且还不怕搞出麻烦自己担责？
高务实终于想通了全部关节，心里甚至都忍不住佩服起沈一贯这厮的手段来。
不过，沈一贯此时劝王家屏不可以辞职相迫的话，高务实也不能反对。不仅不能反对，甚至还要比沈一贯更加旗帜鲜明的坚持劝阻王家屏——他高务实就是王家屏辞任的最大获益者，如果不力劝王家屏，那恐怕就要被人诋毁诬陷了。
于是高务实也立刻开始苦劝王家屏收回成命，说只要明日一早外廷团结一致，坚持要求彻查翊坤宫与皇上咳血之间的关联，就足以迫使皇上不得不调查此事，而不必赌上首辅乌纱，以免万一皇上真的同意，反而挫伤了己方锐气。
王家屏被他们两个互相敌对的派系首脑联手支持，一时颇感欣慰，觉得如果真能这样倒也不失为一桩美事，因而终于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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