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罗本来想挫文天祥锐气，结果悻悻而归。杀之不能，他只得把文天祥关进条件更加恶劣的牢狱之中。
其间，宋朝数位宰执级降臣，包括同为状元宰相的留梦炎，皆入狱中劝降。文天祥或讥、或讽、或骂，这些小人无不灰溜溜羞惭而去。
万般无奈之下，忽必烈甚至派被俘的宋恭帝亲自劝降。
见小皇帝来，文天祥耸然动容，起身行礼，口中连称“圣驾请回，圣驾请回”，使得年少的宋恭帝根本没有劝降的机会。
两年多时间，文天祥被囚于斗室，心志不移，并写出《正气歌并序》，表露了这位“三千年不两见”的耿耿忠臣的拳拳报国忠心：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礡，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在诗中，他列举了诸多忠直臣子：春秋齐国不畏死亡直书权臣弑君的太史兄弟；春秋晋国不畏权贵直书历史的董狐；秦末在博浪沙行刺暴君秦始皇的张良；西汉出使匈奴被扣多年始终不背国的苏武；三国时大义凛然的巴郡太守严颜；西晋时以身蔽帝的侍中嵇绍；唐朝“安史之乱”抗击逆贼于睢阳的守将张巡；唐朝宁死不屈，临死大骂胡贼的常山太守颜杳卿等。接着，笔锋一转，他又列举怀有高洁心志的古人数名：东汉末年避乱辽东不肯出仕的管宁；誓讨篡国贼的诸葛亮；西晋击楫中流、一心收复国土的祖逖；不肯与朱粲同流合污的唐臣段秀实——所有这些仁人志士，如同支撑天地的道德巨柱。
所以，虽然是阶下囚，虽然是失败者，虽然是亡国臣，文天祥一腔精忠之气，千年万世后，仍不断鞭策后人，使我们在悲歌慷慨之中，感受我们伟大民族悲壮雄烈的人格力量。
在《正气歌》的序中，我们可以想见那间囚室冬冻夏蒸、秽气逼人的酷劣环境，而这位先前过惯了奢华生活的美男子能如此安之怡然。这让笔者想起另外一个人：明末的叛将洪承畴。他刚刚被清兵生俘时，也曾想学文天祥，为国死节。可是，窥视他的满人从他在牢房中掸扫衣上尘、坐立不安的举动中，认定他不能守其初衷。果然，劝降之下，生性有“洁癖”的洪大人最终没能做成“忠臣”。其实，有无洁癖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心里是否有“洁癖”，是否存有那股冲天而上的“正气”。
同样是朝廷重臣，同样是读书人出身，同样有过奢华放纵的青年时代，“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生死之际，人格高下立见分晓。
文天祥与洪承畴，只是一念之差！
由于急需治国人才，忽必烈遍访大臣，多数汉人降臣仍推荐文天祥。其实，这种心理也很微妙，似乎文天祥也降了，这些民族败类从心理上能感觉好过些。中国文人，只要脑袋留在脖子上，就不能不思考“身后事”的问题。
于是，忽必烈派那位先前以福州献降的王积翁去牢狱，劝告文天祥到新朝为官。
文天祥表示：“国亡之后，我只欠一死。倘若新朝存宽容之心，使我能以道士身份返归家乡，我当可以考虑。如此，他日也可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得备顾问。如果我现在做元朝的官，平生德业，皆一丝无存，新朝又怎能容下我这种反复之人！”
文天祥此时，其实是动了以道士身份回乡重新组织抗元大业的念头。但在形式上，他坚持原则，决意不搞假降真叛那一套。
王积翁倒相信了文天祥一席话。朝会上，他联合十名宋朝降官上奏，请忽必烈允许释放文天祥归乡，并允许他为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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