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汗很有魄力，他一方面培植自己的势力，以其弟忽必烈总治漠南事宜，另一方面诛杀不服诸王，连定宗皇后和失烈门之母也加以“厌禳”之罪赐死，清除后患。
率军猛攻南宋四川的蒙古大汗，正是这位“刚明雄毅”的蒙哥汗（庙号“宪宗”）。宋朝钓鱼城守将王坚力战，蒙军久攻不下。急火攻心，蒙哥汗亲自骑马督战。一块炮石从城头上抛下，把这位身穿黄金甲的大汗送上了西天。由此，蒙哥汗的去世消除了蒙古人第三次大规模西征的可能性，使得他们向西扩张的狂热终于收敛。
虽然那一块棱角锋利的石块让南宋又延长了二十年的国祚，但也把蒙古汗位的继承者忽必烈的目光完全引向广袤的汉人大地。幸或不幸，天道冥冥。
忽必烈回蒙地后，打败了亲弟弟阿里不哥与侄子昔里吉（蒙哥汗第四子），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来，他又相继击败辽东的乃颜（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的玄孙）以及窝阔台的孙子海都（海都至成宗铁穆耳时代，才最终被平灭），在表面上基本维持了自己在蒙古各部的至尊地位。
1271年，在汉臣的鼓励下，忽必烈把蒙古国号改为“大元”, “盖取《易经》‘乾元’之义”。相较前朝，秦汉“但从初起之地（而）名”，隋唐“仅即所封之爵邑（而）名”, “大元”这个国号确实大气磅礴，比北魏孝文帝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又要高出一个层次。
“大元”军也够厉害，元朝汉将张弘范在1279年终于把宋军聚歼，逼得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南宋灭亡。
特别要指出的是，灭亡金国和南宋的元将是汉人，军队也以汉人为主。
成吉思汗攻灭诸国最盛时，手下蒙古军队也只有十来万。为蒙古人东征西讨、冲杀奋战的多是被征服各族的“雇佣兵”。
忽必烈获取汗位后，他手下真正的蒙古族兵将也只有六七万人，其数十万大军，大部分以汉族兵将为主。可以想见，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归西时，整个民族的总人数不过一百万，兵士的数量仅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
就靠这近十万人，蒙古铁骑横行天下，称霸欧亚，建立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庞大帝国，不得不让后人拍案称奇。
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
敛财三贼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
乐极生悲。南宋政权终得消灭，但支撑大元帝国骇人军事行动的财源日渐枯竭。在年近古稀的肥胖帝王忽必烈眼中，谁能为帝国搜刮更多的金钱，谁就是真正的“忠臣”。
1279年，元朝大军把南宋送进坟墓的同时，它自身千疮百孔的财政问题，也更显突出。
忽必烈在当王子时代及治国早期，对儒生比较亲近。1242年，汉族和尚海云禅师携弟子刘秉忠至漠北。忽必烈召见二人，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禅师回答：“宜于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忽必烈很高兴，遂留刘秉忠于身边为参谋。
刘秉忠虽释门中人，却通《易经》、儒术、天文，至于地理、律历等，无一不精。这样的人才，深为忽必烈所喜。
同年，汉族儒士赵璧、王鹗等纷纷加入忽必烈幕府，为他宣讲《孝经》《书经》等经书。特别是王鹗，乃被蒙古所灭金朝的末代状元、饱学硕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观。青壮年时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听王鹗授业至夜深，感慨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可见，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当时的真实状态。
1252年，从前仕金的汉族士大夫张德辉、元好问二人觐进忽必烈，奉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作为“黄金家族”重要成员的忽必烈悦而受之。这一举动有两层意义：其一，蒙古贵族首次显现出对儒家思想的真诚向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贵族的政治保护。
而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为这位蒙古王爷手下的得力参谋。
1260年，忽必烈称帝于开平。汉族谋士，特别是刘秉忠，出力尤多。典章、制度、开国国号、都城兴建、官制章服、朝仪礼制，均肇自这位亦儒亦释亦道的汉族文士。当然，开国之时在“庶务”方面出力最多的，还有日后因亲家李璮造反被处死的汉人儒士王文统。可见，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记相当明显。
蒙古人的生活 图出《史集》 绘于十四世纪
为了使以儒治国的政治方针得到贯彻和延续，忽必烈在培养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七八岁开始，忽必烈的独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学教育。十岁时，汉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学业。王恂不仅向真金灌输儒家传统经书，也向他宣讲“善恶得失”和亡辽、亡金的历史教训等“深切世用”的“案例”。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这养成了日后皇太子真金纯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为大元朝廷儒臣派的当然代表。
忽必烈出于切实考虑，对蒙古贵族后裔的儒家教育也没有放松。1265年，蒙古贵族安童（木华黎四世孙）得任中书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许衡为安童之师。由此，安童日后也成为儒臣派的中坚分子。所以说，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仅仅有亡辽、亡金、亡宋的汉族知识分子，还包括真金这样的“储君”以及安童等蒙古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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