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教授很高兴，他这一生收到过很多礼物，贵重的、不贵重的，但是像这个乐器这么有意义的可不多。
与留学生们分别以后，哈罗德先生派的人将他们带到了法租界的一栋洋房前。
原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但是虹口区在1937年8月13日之后，被日本海军占据，沦为日本海军警备地区。后世称为“八一三”事变。
法租界还是日寇占据之下的一片孤岛。这里不仅仅有哈罗德先生这样的慈善人士。甚至还有“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庭”和“第二特区法院”。公共租界里还有“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庭”和“第一特区法院”。
这四个法院在国民党政府转移到重庆后，仍然坚守在上海。是插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心中的一根刺。
高二分院院长，即郁达夫之兄郁华，特一院刑事庭庭长钱业鸿等多名司/法机关人士，在二战爆发后被日军76号特工总部绑架、谋杀。
公共租界内两处法院被炸。
多名司法人员家里被投掷□□，发生爆炸。全家人无一幸免。
陆萍萍的历史老师在教她们的时候，有时会讲一些教科书里寥寥带过，甚至没讲过的事情。
他们班的历史成绩很不错，因为很多同学会主动去查那一段段历史。
在查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的过程中，自动完成了爱国主义教育。
培根在《谈读书》一文中说过：读史使人明智。
这句话在她和她同学们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在其他年轻人很容易被煽/动，去发一些不理智的言论，做一些过激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早早地懂得了社会的规律，历史的规律。老成的不像年轻人。
陆萍萍的思绪飘远了，直到他们进了洋房，喝了会茶，怀特教授跟接引他们的中国人黄明聊了几句，才回过神。
黄明是哈罗德先生聘请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注1）。做社会工作正是专业对口。
除了他以外，还有一名女大学生，叫王永，是黄明的同学。他们一起受聘于哈罗德先生。
王永随哈罗德先生一起出差去了重庆。
目前，他们只在法租界和重庆办了小学堂。法租界日本人尚未占据，重庆那里有西南联大，有天赋的孩子上了小学堂，甚至可以直接在教会和哈罗德先生的资助下考入西南联大，真正成为国之栋梁。
当然，接受过资助的学生上大学或工作以后，每周要在小学堂免费当一定时间的老师，每周服务时间不少于9小时，要连续服务五年。
哈罗德先生主要在上海这边，会定期去重庆检查学堂运转情况。
陆萍萍他们到来，刚好赶上哈罗德先生出差。
黄明请陆萍萍他们在上海等一周，下周哈罗德先生就回来了。
但是陆萍萍觉得既然要做评估，重庆那边他们肯定也要去的，还不如也赶去重庆，先看看那边的情况。
怀特教授也正有此意，当即行李也不打开了，直接让黄明给哈罗德先生发电报，让他在重庆待着，不要回转，柯林斯小姐和怀特教授会直接去找他。
黄明见劝不住，只好老老实实去发电报，他们在二楼有一台私人电报机，发电报十分方便。
陆萍萍、怀特教授和大卫先生当即坐上黄包车，去了火车站。
火车只能走一小段路。然后换乘，继续走一小段，中间甚至要租马车前行，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打听附近的消息，以推断有没有可能爆发战争。越靠近重庆，交通越不便利，他们一路走走停停，躲躲藏藏，向重庆前进，他们外国人的身份保护了他们。
最开始，陆萍萍还做女装打扮，三日后，就在当铺里当掉了李箱里所有的裙子，向身高相近的怀特教授借了衣服，剪了头发，开始做男装打扮。
他们终于在5月2日到达了重庆，见到哈罗德先生。
哈罗德先生在重庆也设立了办事处，一栋民居里，哈罗德先生看到一行三人风尘仆仆，衣衫褴褛的样子，不由地发笑，用流利的中国话说到：“你们这还是缺乏锻炼，在中国待久了，就适应了。”
怀特教授和大卫先生现在能听懂，会说简单的，多的就不行了。
陆萍萍答到：“确实情况比我们预想的更糟糕。这一路走来，全是战乱，破败，混乱和死亡。仅仅是抵达重庆，已经耗尽了我们全部力气，而且要不是有大卫先生在，可能情况会更糟糕。”大卫出色的应变能力和对环境的敏锐，帮助他们躲开了很多次麻烦。
随后，陆萍萍拿出社会工作项目评估标准化表格，按照表格所列项目对哈罗德先生进行问询，以及查看工作资料。
这一路的磨难教会陆萍萍一件事，万事不能等，说不定下一刻就没命了。
看完资料后，约好明天去实地查看。
然而，1939年5月3日，日军轰炸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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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922年，燕京大学开设应用社会学专业；1925年，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
我现在存稿用完了，只能每天写每天更，所以都会比较晚，大家第二天早晨看刚好。
最后，向那些证明了中国人的硬骨头的人们致敬。但行前路，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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