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正道，立正命
原文
来书云：“所释《大学》古本谓致其本体之知，此固孟子‘尽心’之旨。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然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则其所以为是语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物格、知致，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若鄙人之见，则与朱子正相反矣。夫“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岂可专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乎？吾子骤闻此言，必又以为大骇矣。然其间实无可疑者，一为吾子言之。
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此惟圣人而后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尽其心者也。故须加存之之功。心存之既久，不待于存而自无不存，然后可以进而言“尽”。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天为二也。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养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也。
故曰：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至于“夭寿不二”，则与存其心者又有间矣。存其心者虽未能尽其心，固己一心于为善，时有不存则存之而已。今使之“夭寿不二”，是犹以夭寿二其心者也。犹以夭寿二其心，是其为善之心犹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尽”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寿二其为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寿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于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则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犹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创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尝有，而本始建立之谓。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
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使初学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责之以圣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风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几何而不至于“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见矣。吾子所谓“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者，无乃亦是过欤？此学问最紧要处，于此而差，将无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于罪戮，呶呶其言，其不容已者也。
华杉详解
你来信说：“你所解释的《大学》古本，说格物致知的致知，不是向外，是向自己的内心，获得对自己本体的知，这固然和孟子‘尽心’之说相合。朱熹也认为虚灵知觉是心的本体。但是，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顾东桥此处提到的孟子“尽心”之说，和后面王阳明的回答，都围绕《孟子·尽心章句上》的一段，要先把这一段学习了，我们才能讨论王阳明的回答。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朱熹注解说：心，是人的神明，具众理而能应万事；性，是心所具之理；而天，又是理之所出；这就是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了。人有这颗心，其本体都是完完全全的，但是不能穷理，这心就有所遮蔽，不能尽其全量。所以要极致其心之全体而无所不尽者，就能穷理而无所不知。能穷理，那理从哪儿来的自然知道，理是天理，穷理自然就知天了。
朱熹又说：对应《大学》，知性就是物格，尽心就是知至。
这就是顾东桥问的话。那引用这句话，代表了这句话背后朱熹的解释。所以，后文王阳明的回答都是针对朱熹的讲解而言。如果不知道朱熹讲了什么，就不知道他俩在讨论什么了。
接着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朱熹说：存，是操存，操而不舍；养，是顺而不害；事，是奉承而不违背。
张居正说：“君子之道，以格物致知为入门，尤其重要在于尽心尽力去践行，心固然是尽了，但还害怕它出入无常，所以要操而存之，使之一动一静，都正正地在这胸腔里面，不夺于外物所诱。”这就是正心。存心即正心。
又说：“性固然是知了，但又担心自己的作为伤害了它，所以顺而养之，使事事物物常循其自然之理，而不涉于矫揉之失。君子存养之功，交致甚密，为什么呢？因为心为天君，性为天命，这心性是上天交给我的。我如果放逸其心，戕贼其性，那就是慢天亵天，而不是事天了。所以操存此心，就是奉养我的天君，不敢违越。顺养此性，就是保我天命，而不敢失坠，就像上帝日日在面前一样，这不就是事天吗？能事天，则意诚心正，做什么事，就能成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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